發布日期:2018-05-11
在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北京博愛醫院,患者在物理治療師的幫助下訓練前臂和腕關節的力量。
專業機構人滿為患
老年人、傷殘人員、慢性病患者等康復治療需求日漸增長
提起2017年10月31日,在北京打工的甘肅小伙吳志強下意識地抱緊了右臂。小吳在大興區一家餐館做服務員,那天他騎車上班,被一輛汽車撞傷,導致右肩脫臼。同事趕緊將他送往附近醫院做了手法復位術。
因為怕亂動影響康復,他一直沒敢活動右手,結果兩個月后拆下肩帶,一抬手就疼。此后的三個月里,吳志強成了“獨臂人”,不能勝任工作,連生活都難自理。“洗不了臉,刷不好牙,睡覺也脫不了衣,這難受只有我自己清楚。”他說。
吳志強苦苦尋醫,找了多家醫院骨科,掛了不少專家號,但醫生們大多告訴他:來晚了,找骨科治不好。今年3月,吳志強輾轉找到北京博愛醫院,做手術解除了關節粘連,并在專業人員指導下做了6天康復訓練,右手終于能稍微活動了。
這是一家以康復為主的三甲綜合醫院,它還掛著一塊牌子,叫“中國康復研究中心”,是國家康復醫師臨床培訓基地,也是中國最早從事康復研究的機構。盡管這里有1100張床位,但面對全國各地涌來的患者,依然難以滿足需求。
從山東淄博市前來就醫的李凱磊,排隊一周多才住上院。“他腦梗之后偏癱,在本地做康復不見效,才到北京來治,但這里人多啊,我倆排著隊,又擔心錯過最佳康復期,住進來之前直發愁。”李凱磊的妻子呂麗對記者說。
家住北京朝陽區芳草地社區的馬君,今年春節在東大橋公交站不慎摔了腿,被送往北京朝陽醫院,結果診斷為左腿脛骨骨折。“石膏打好了,可腿還動不得,朝陽醫院床位有限,我上哪兒住院去?”好在朝陽醫院有個醫聯體,它下面的朝陽區八里莊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正是該院骨科康復基地。馬君的骨科醫生幫她聯系床位,結果,這家有150張床位的大型社區康復中心依然沒有多余床位接納馬君。“我等了半個月,那家中心才空出一張床來。”
“別看我們是社區康復,但床位緊張極了。每年有幾個時段,一張多余的床也沒有,床位占用率常年高于90%。”八里莊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治醫師吳濤說。
中國康復科學所所長李建軍認為,疾病譜的改變把康復醫學推向了醫療市場前沿,中國康復治療需求巨大。
一是老年人有需求。2017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2.4億,65歲以上的人口達1.58億,去年新增60歲以上人口首次超過1000萬,今后可能每年都按此規模增長。
二是傷殘人員有需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推算,2010年末我國殘疾人已達8502萬人。其中,約75%是后天致殘,突如其來的意外對他們身心造成巨大傷害。
三是慢性病患者有需求。我國現有確診慢性病患者近3億人,包括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糖尿病等患者。慢性病會損傷重要臟器,容易導致傷殘,影響人的勞動能力和生活質量,這一人群的康復治療需求也與日俱增。
康復醫療發展不夠快
深層原因是康復治療師的職業認可和法律保障不夠
“我國康復治療供給缺口巨大,首先表現為人才培養不足。”張超是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北京博愛醫院作業療法科的主管治療師,2009年她從首都醫科大學康復治療學系畢業后,到香港理工大學攻讀作業治療學碩士,之后又攻讀博士。當時,內地的醫學院校幾乎沒有開設康復治療學的相關碩博士點。后來,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標(2012年)》中設置了康復治療學專業,培養能開展專業康復治療的康復治療師。據統計,設立康復治療學專業的高校由2010年的47所增加到2015年的128所,年招生人數由2010年的1900人增加到2015年的7200人。
張超是科里的兩位博士之一,身邊還帶著一批首都醫科大學的本科生和外地來的進修生,她除了要承擔康復治療工作,還要帶這些學生上課和實習,每2周要給他們上15節課。
李建軍認為,當前康復人才稀缺是系統性的,各康復專業人才都存在缺口,尤其以康復治療人才最為缺乏。“世界各國康復治療師平均為每10萬人口70人,而我國僅有0.4人,目前還缺30余萬人。”
康復人員結構不合理,也加劇了康復供給短缺。“目前大部分康復機構的人員結構表現為‘兩少一低’,即業務技術人員占比少、康復專業技術人員占比少、專業技術人員學歷層次低,甚至在某些康復機構出現非專業技術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倒掛的現象,影響了康復供給質量以及康復事業發展。”李建軍說。
劉惠林是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北京博愛醫院神經系統理學療法科主任。1985年,包括他在內的45位康復治療人才經過日本康復專家團隊的3年培訓,成為我國第一批康復治療師。
“康復醫療在中國發展較緩慢,我認為有一個深層原因,就是康復治療師還不是一個獲得國家認定的職業。查閱人社部制定的《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找不到‘康復治療師’,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對該職業予以保障和規范。”劉惠林說。
劉惠林認為,康復治療師對生命健康影響大,技能要求很高,理應納入職業認定。“康復治療師要么掛靠到按摩理療這塊,要么就拿自己的技術職稱證當作執業證,導致康復治療師缺乏職業歸屬感。”
劉惠林告訴記者,在歐美國家,從事作業療法、物理療法的康復治療師,均有各自細分的職業法規。在美國,康復治療師是有運動處方權的,能夠單獨開業。而我國康復治療師更愿意待在三甲醫院里,因為去基層待遇低、康復力量薄弱,難以提升自己。這加劇了康復資源分布不均、質量不高、差距較大、連續服務能力不足等問題。“基層才是康復治療的主戰場,不能讓患者都往大醫院擠。如果大醫院的優質資源不下沉,就會導致患者出院后康復不力再重返醫院做康復的惡性循環。”
越早介入,效果越好
一些專科醫生和大部分患者的康復意識還沒有跟上
“康復治療,早期介入意識非常重要,恰恰在這方面,醫生和患者都很缺乏。”張超說,比如老人的腕部、前臂容易因磕碰發生遠端骨折,按骨科老式固定方法,會用石膏包裹整個手,包括手指。但懂康復的骨科醫生不會這么做,會把石膏打在手掌位置,露出手指,因為固定整個手會導致老人手指、手肘乃至肩關節疼痛。去年,因這種問題來找她治療的就有50多人。
“還有粉碎性骨折后做鋼板固定,有些醫生固定后就不管了,致使患者手肘疼痛、活動不便,這些麻煩往往持續小半年,而力量的損失則終身不可逆,這都是不懂或忽視康復的后果。”張超認為,一些與康復相關的專科,比如神經科、骨科醫生,在銜接上做得還不到位。“在康復治療成熟的國家,患者在手術臺上就有康復治療師制定計劃,術后便能執行。在國內,不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這種康復意識還沒有跟上。大部分骨科病人以為接上骨頭自己就能好,其實越早康復,效果才越好,當然這也對康復治療提出了更高的技術要求。在我們這里,患者術后第二天就有康復治療師介入,這在不少醫院還難以實現,因為各地人才水平、重視程度都有差別。”
北京和睦家康復醫院神經康復科主任周景升認為,患者和家屬多數只在病后才重視康復,這是遠遠不夠的。他管理的康復治療團隊,每個人都承擔起康復宣教的工作。“我們要求每名接觸患者的員工都要做康復宣教。康復醫生告訴病人怎么預防疾病復發,康復治療師告訴病人怎么練習姿態,護士告訴病人怎么防止摔倒。醫院還會指導患者出院后如何康復,比如調整飲食和生活規律、情緒管理以及支具使用事項、家庭布置改觀等。”
“有的截癱病人排尿功能受損,會主動按壓腹部讓膀胱排尿,這是患者在缺乏康復意識情況下的自發行為。但這樣做,風險極高,容易使尿液逆流引發腎積水和腎衰。如果有康復治療師教他們如何清潔導尿,就能避免這些無意識的傷害。”周景升說。
來源:人民日報